简易的木质写字台前，一位95岁的老者手持电子手写笔，手边的放大镜帮助他看清显示器上的蝇头小字。眼前这份近100页的PPT，他已经准备了近半年时间，即将用于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学生开设学术讲座。
这位老者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退休教授方华灿，他是我国海洋石油工程学科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曾参与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前身）筹建，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部级科学技术奖10项，他编写的教材被翻译为外语，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版发行。
耄耋之年，他仍活跃在讲台，坚持每年给学生开讲座。他说，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就要忠于教育事业一辈子。
1939年春天，方华灿在北平的铁路职工子弟小学读三年级。那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北平，一次朝会上，日本校长用日语讲话，并让一个一年级的女学生翻译成汉语。“一个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学生，怎么能翻译出来？”于是校长走到她跟前，想把她拉到主席台上。女孩反抗，被拉得躺倒在地，日本校长就在地上拖行着把女孩硬拉上了主席台。这个情景让方华灿至今记忆犹新。“我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立志不能做亡国奴，我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怎样才能不做亡国奴？随着年龄增长、学习深入，他决定通过科研报国。
1948年，方华灿考入了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1950年年末，中国开始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抗美援朝前线需要大量石油产品，国内民用也急需大量石油。“可是我们那时非常可怜，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年产原油只有12万吨，全国只有一个油矿，和现在超过2亿吨的原油年产量有着天壤之别。”方华灿说。
1951年春天，时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严爽到北洋大学作动员报告，动员在校学生转向石油相关领域。方华灿看到我国急需石油，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在毕业前一年自愿选择转入石油机械方向。当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方华灿等20位转学石油机械的学生前往当时中国唯一的油矿——玉门油矿实习。
玉门油矿坐落于祁连山下的戈壁腹地，方华灿在钻井队实习4个月，和油矿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井厂离住的地方大约40公里，方华灿和工人们乘坐敞篷卡车上班。戈壁滩上渺无人烟，只有远处野生黄羊的叫声作伴。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方华灿和工友们一路披着老羊皮御寒。老羊皮没有经过工业处理，只是把生羊皮放在太阳底下晒过，味道异常难闻，大家只得捂着鼻子、缩着脖子坐在车斗里。井厂的饮食是自带的干粮，渴了就用饭盒舀起祁连山上化雪流下的雪水喝。
油矿上的生活艰苦异常，但方华灿眼里看到的，却是工人师傅在艰苦环境中如何辛劳工作。“工人把卡瓦从钻台提上时，一手提一半，就能安装好，我们学生两只手提一半，还提不动。作业时井下有泥浆喷出来，难免喷到工作服上，冬天衣服结了冰，又冷又重，工人们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干活儿。”想到自己在油矿实习仅一年，而工人是长年累月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方华灿感叹，艰苦奋斗才能产出石油。
1952年5月，一台从苏联引进的3200米石油钻机抵达我国，在运往玉门油矿途中，需要经过一座横跨黄河的大桥。由于设备过重，需要先拆分成零部件，过桥后再行组装。方华灿参与了这次安装任务，耗时一个多月，和团队一起将大大小小几千个零部件组装成完整的钻机。这次装配让他基本摸透了整台钻机的结构、功能、规格等。
在离开玉门油矿前，他和共同实习的同学撰写了一份实习报告，当时石油工业相关教材、资料稀缺，这份报告后来被清华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等院校的采矿相关专业作为教材使用。
1952年8月毕业后，方华灿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刚刚成立的石油系。时任系主任曹本熹给方华灿在内的3位青年教师布置任务——建立在我国还是全新的石油矿场机械专业。当时苏联有相关专业，教育部从苏联带回了俄文资料。这箱资料内容丰富，然而方华灿当时只学过英文，不懂俄文，该如何把宝贵的资料弄懂、吃透并教给学生？
当时清华大学土木系讲师卢谦开设了一个俄文速成班，向有专业英语基础的高校老师教授俄文，上课半个月，就可以自己通过查字典阅读俄文资料。虽然刚开始时阅读速度很慢，但通过这样的方式，方华灿和几位年轻同事率先把专业课开了起来。那时上专业课，方华灿需要一边编教材，一边讲课。教材来不及编好整本，就在课前做好活页讲义，刻蜡纸、用油印机印好发给学生。方华灿常常边编写讲义、边刻蜡纸到午夜12点多，第二天早早到管理油印机的工作人员办公室，一边表示感谢一边请求早点开门，到油印机上一张一张地印好给所有学生的讲义。当他拿着讲义走进教室，油墨往往还没干透，教室里油墨香四溢，学生于是给3位年轻老师取了雅号“油墨香”，看着他们走进来，便戏称“油墨香来了”。
1952年1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建立北京石油学院。在方华灿大学刚毕业、赴清华大学任教前，曾首先被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被委以拟写“建立北京石油学院计划任务书”的任务。项目获批后，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在1953年1月成立，并作出了1953年开始招生、暑假后开学上课的决策。10月开学前，只剩下9个月的时间来建设学校。这么短的时间内，基建首先完不成，怎么办？时任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副主任的贾皞决定，教学楼盖不起来，就先盖平房作为教室；食堂盖不起来，就先盖草棚，解决吃饭问题；办公楼、宿舍楼盖不起来，就集中力量盖一栋学生宿舍楼，全部办公室、图书馆、医务室、教师宿舍都先安排在这栋楼里。
就这样，1953年9月23日，方华灿和其他转入北京石油学院的清华大学石油系师生搬入了这栋还没有完全盖好的综合楼。方华灿住在4人一间的教师宿舍，楼里上下水不通，上不了厕所，师生就一起动手搭起没有顶棚的草围墙，挖好坑，作为临时厕所。食堂看似稍微好些，竹竿架起的棚子顶上起码铺了苇草，棚里放了几张桌子，桌上摆着盛放饭菜的盆子。但冬天饭菜从伙房棚子运到食堂棚里就已经冰凉，有时候汤里还飘着冰碴。
学校筹建期间，曹本熹任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副主任，负责教学工作，要想方设法为学校找师资。方华灿当时和曹本熹一起跑教育部、燃料工业部，请各个单位给学校分配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又到一些其他高校和相关单位“要人”，申请将一些高校老师和工作人员调入北京石油学院。就这样，等到开学之际，他们总算请全了老师，把各门课程都开了出来。
从当时特别的教学、建校创业经历中走来，方华灿至今感慨“在战争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的重要性。
1964年，一座位于我国渤海湾内的油田——大港油田在华北石油勘探会战中被发现，“海上也能找到石油”，为我国石油工业带来了新的方向。但那时国内没人搞过海洋石油，一无人才、二无设备。方华灿再一次急国家之所急，在石油工业部动员下转向钻研海洋石油领域。
此后数年中，方华灿曾多次到全国各地参与海上钻探设备的设计、验收、调研等工作。1972年，我国第一座自升式钻井平台“渤海一号”由当时的大连造船厂建造完成，方华灿到渤海石油局全面地学习、了解了自升式钻井平台的结构组成、技术性能、工作原理、操作工艺以及设计要领，并将相关案例编入了我国高等学校第一部海洋石油装备的教科书《海洋石油钻采装备与结构》。
1972年，我国自主改装、建造的钻井船“勘探一号”建成试航，方华灿曾参与钻井船升沉补偿装置的研究工作。1978年，在北京石油学院钻井专业1953级学生、半潜式钻井平台“南海二号”首任船长王彦邀请下，方华灿协助验收了“南海二号”；他还参与过我国第一座半潜式钻井平台“勘探三号”的钻柱升沉补偿装置的研究工作，该平台在1984年交付使用，至今仍在服役……
方华灿“在战斗中成长”的“老办法”，在为海洋石油装备教学与科研探路的过程中再次发挥作用。当时国内相关资料、图书可谓“一穷二白”，方华灿在实践中积累海洋石油装备相关知识，边看、边学、边研究、边教学。他设立了我国第一门海洋石油钻采装备课程，编写了我国第一本该学科教材《海洋石油钻采装备与结构》，这本教材获得了石油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他还编写了第一本该学科研究生教学教材《海洋石油钻采设备理论基础》，招收了我国第一批海洋石油装备的高校研究生，成立了国内高校中第一个海洋石油钻采设备研究室。
在科研生涯中，方华灿建立起了“模糊概率断裂力学”学科分支，并出版了《模糊概率断裂力学》专著。以此为基础的海洋平台检测维修、安全评估与实时监测新技术，可以评估海洋平台的剩余寿命，并对保养维修方式给出建议，延长海洋平台使用寿命，产生亿万级的经济效益，这项技术因而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996年，66岁的方华灿退休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邀请他担任教学专家组组长。对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和海洋石油装备专业有太多割舍不下的情感，方华灿选择了回到学院，这一干又是17年。其间，他听课三四百堂，培养青年教师约200名。除了听课，他还给年轻老师分析、指导，哪里还需要改进，并亲自示范讲解方式。遇到某些课程没有老师能讲，他就自己先讲，以老带新，逐步培养出能开课的教师。方华灿在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任教学专家组组长的17年中，总共经历了4次教育部组织的教学评估工作，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的教学质量在这4次中全部达到“A级”。
2011年，已经81岁的方华灿结束教学专家组的工作，但他仍坚持每年给学生开设讲座。这堂名为《海洋石油装备新进展》的系列讲座从他80岁时开讲，此后15年来，每年6月左右，他都会到学院为同学们上一堂课。“新进展”常讲常新，海洋石油装备发展日新月异，每年方华灿都要自己先研究行业和学界的最新成果。听讲座的同学们或许并不知道，3个小时的讲座，方华灿往往要准备几个月。
今年95岁的方华灿仍然闲不下来，除了开设讲座，还写书、编书，笔耕不辍。他退休后撰写的《海洋石油工程》上下两册，被英国牛津的海湾出版社译成英文，全球发行。
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为什么还要这样坚持不懈地工作？方华灿给出答案：“95岁只是我的生理年龄，我的心理年龄是焕发青春的。我也和年轻人一样，要做一名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时代新人，一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的时代新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毕若旭）
来源：中国青年网